从560万袋面粉到40万元 攀登珠峰教会人们探索生命与自我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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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要]从“国家使命”到“自我实现”,中国人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沿革迭代,是一部曲径通幽的民族心灵史。

撰文/鲁春萍

编辑/张蕾

视频/刘博

夏伯渝老人坐在沙发上,身板挺得笔直,微笑着回忆自己和珠穆朗玛峰的故事。

他是国庆档影片《攀登者》中,演员胡歌和成龙所扮演角色的原型——在1975年的国家使命中,他冲顶失败,失去了双腿;与珠峰“虐恋”43年,他终于在商业攀登降临之后,一尝登顶夙愿。

2018年5月14日,夏伯渝成功地登上了珠穆朗玛峰

“一定要与命运抗争!”这是夏伯渝的信念。

与新中国同龄的夏伯渝,见证和经历的,不仅仅是个人与山的故事。

“用命换的登山装备”是无法辜负的沉重嘱托

新中国建立之初,中国亟须在各方面证明自己,登山是率先发展的运动项目之一。

1957年11月,冷战中的苏联向中国发出了合作攀登珠峰的邀请,称“以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纪念的献礼”。次年中苏双方商定了攀登计划:1958年侦查,1959年试登,1960年登顶。但随着两国关系恶化,在试登阶段,苏联撤回已经拉到兰州的器材,合作计划破灭,中国决定自己完成攀登计划。

1960年3月3日,由214人组成的第一支中国珠峰登山队,进驻北侧大本营,开始攀登前期的建营、运输、侦查等准备工作。

登珠峰前,队员们一起锻炼

发放登山物资的时候,队员们都高兴坏了。

“看,这个是瑞士的冰镐。”

“法国的氧气瓶。”

“意大利的睡袋。”

……

队员们突然意识到了什么,兴奋劲儿急转直下,变成了沉默。

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,中央政府为此专门划拨外汇,仅在瑞士、法国购买登山装备就花去了近35万美元。这次攀登的总共花费接近70万美金,差不多相当于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的全部费用。

听到这个金额,队员们很惊讶。

“一美元可以买到8袋面粉,70万,是560万袋面粉啊,这560万袋面粉能养活……”

看着相当于是用命换的登山装备,队员们眼里含着泪,告诉自己:不能辜负这沉重的期待,不登上珠穆朗玛峰,誓不返还。

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,登山队员和运输人员4次往返大本营与各营地之间,把一包包物资送往山峰的各个营地。

队员们将物资运输到各个营地

前三次适应性行军,取得了空前的成果,但是代价同样也很大。天气和气象组预报的有很大出入,坏天气肆虐,有2名队员牺牲,50位队员不同程度冻伤,包括队长史占春和多位运动健将级的主力队员不得不暂时退出战斗。

眼看着队员牺牲和冻伤,队员们有些动摇了,队伍的士气很是低沉。

主力队员接连受伤退出,是否会再有适合攀登的好天气出现也未知,总指挥韩复东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撤退,登山计划宣布终止。

大本营给中央发了电报,但此时,攀登珠峰,已不仅仅是因为“山就在那里”,而是国家需要。

中国虽然与尼泊尔建立了外交关系,但是关于边境一直有分歧,珠穆朗玛峰是一道迈不过去的坎。中国方面曾建议给这座山峰起一个统一的名字,叫“友谊峰”,尼泊尔拒绝了,“你们中国人都没登上去过,怎么能说是你们的呢?”

中国与印度也摩擦不断,而此时,印度正有一支由军队组成登山队从南坡攀登。如果这时候不能用和平的方式取得珠穆朗玛峰的归属权,印度恐怕也会借机发难。

攀登珠峰俨然关系到了中国和两个国家的和平与战争,贺龙元帅下令:“不惜一切代价,必须登顶。”

已经撤到定日的登山队再次回到了大本营。5月17日上午,由副队长许竞率领的13人突击小组向着珠峰进发了。

登山队再次向珠峰进发

经过前三次适应性行军的历练,队员们逐步适应珠峰地区的气候。但前几天的急速行军,队员们体力消耗很大,休整一夜也很难缓过来。随着海拔的升高,每走一段就要休息一会儿,停下来休息,也只能听见风声和自己喘息声。为了保护物资,队员们休息的时候都会把包抱在胸口,生怕被风吹走了。

然而,意外还是发生了。

5月22日,突击队从7600米的营地出发,在经过一个陡坡休息时,负责联络的张小路打了个盹,怀里的背包滑了出去,包里装的是突击队与大本营联系的唯一的报话机。

就这样失去了和大本营的联系,但是没有人打算停下来。气象组说坏天气会在25号到来,没有时间犹豫,突击队选择继续前进。

5月23日下午,由于体力不支,“开路先锋”许竞倒下了,这一次由王富洲接任组长,率领刘连满、贡布和补充进来的屈银华出发攻顶。

他们在第二台阶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体力。

第二台阶是个平均坡度达到80度的、3米左右高的峭壁,攀登起来几无着点。

四人俩俩组队,刘连满先进行了尝试,他打了两个钢锥,但很快摔下来,与王富洲协力了三次未果,体力耗竭大半。贡布和屈银华也分别尝试了两次,又都失败了。

在登峰的紧要关头,消防队员刘连满想出了“搭人梯”的方法,并主动当人梯的底座。

屈银华第一个上“梯”,因为穿着厚重坚硬的高山靴会伤到刘连满,所以他脱掉了高山靴。但外层的鸭绒袜太滑,无法在刘连满的肩膀上踩结实,他就连袜子也脱掉了。

钢锥钉好了,屈银华的两只脚却完全冻伤了。

2008年,“中国梯”被收进拉萨珠峰登山博物馆

5月24日晚上,在第二台阶用完力气的刘连满倒下了。到了夜里24点,剩余继续冲顶的三人氧气全部用完了。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言语交流,每迈出一步就要停下来休息好长时间。

“我们就一直这么走,估计这时候已经半夜两三点了。王富洲问我,到了没有,我说,到了,再没有地方走了,再走就下去了。”

贡布所说的“半夜两三点”,确切时间是北京时间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,贡布、王富洲、屈银华三位平均年龄只有24岁的青年,代表中国人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,这也是世界首次得知北坡的面貌。

三位攀登者在山顶展开了国旗,并留下了毛主席半身像。

“为了纪念登上顶峰的胜利,我们还拣了9块岩石标本,准备回去献给毛主席。”贡布说。

屈银华、王富洲和贡布再上珠峰(从左至右)

攀登珠峰的先驱们 留给世界一部“中国梯”

“60年登顶,其实对我们75年攀登有着很大的一个帮助。”夏伯渝说。

三勇士拼着身体的极限登上了珠穆朗玛峰,成为国民英雄,极大地鼓舞了处于困难时期的民众的士气,也为外交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基础。对于攀登而言,探路者的经验太珍贵了,他们带回的一手信息,是后续攀登的基石。

中国登山事业由此起步,树立登山大国的形象也成为政治和体育两方面的需求。时任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曾希望登山队1966年再次冲顶,并创造女子运动员登顶珠峰的纪录。但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化,计划搁浅了。

王富洲曾回忆当时的情景:“物资都运到海拔8100米,但是都停下来了。”

直到1974年,登山队才得以再次组建。

夏伯渝就是这个时候加入登山队的,25岁的他曾是一名足球运动员,因为报名登山队将有一次免费体检的机会,没想到真的留下来了。

25岁之前,夏伯渝是一位足球运动员

1975年3月,一支由179名登山运动员和255名科考、气象、通讯、新闻、医务、交通运输、后勤人员组成的中国登山队,来到北侧大本营。这是珠峰历史上最庞大的一支队伍,他们不仅承担着登顶的任务,而且肩负着测量珠峰高度的使命。王富洲也再次回到了珠峰,此次他担任中国登山队的党委书记、前线指挥。

4月22日,突击队向顶峰进发,在7600米高处,突遇十级以上的高空风,队伍只好下撤。下撤的途中,一位队员丢失了自己的睡袋,有“火神爷”称号的夏伯渝就把自己的睡袋让给了队友。

“没有多想,我觉得自己不会冻伤。”

或许是太累了,或许是冻的没有知觉了,夏伯渝马上就睡着了。醒来之后,也没有发现异样,下撤过程中,夏伯渝都是自己走下来的。但下来之后脱登山靴的时候,发现脱不下来了。

把睡袋让给队友,夏伯渝被迫截肢

夏伯渝立刻被送到了医院。而队伍则在继续等待好的天气再次攀登。

王富洲在海拔7100米处坚守了11天,他的经验给队伍提供了巨大的帮助。

上到第二台阶的时候,队员们借助屈银华当年打下的钢锥,在最难攀登的岩壁上架起了一座近6米的金属梯。

截至2008年奥运圣火登顶珠峰时,约有1300名国内外的登山者通过这座梯子成功登上地球之巅,他们将梯子称为“中国梯”。

1975年5月27日14时30分,包括西藏女登山家潘多在内的9名登山运动员胜利从北坡登上世界最高峰———珠穆朗玛峰。不同于上一次的暗夜行军,没能留下登顶的影像资料,这一次中国登山队在珠峰顶上的无氧环境下工作、停留了足足70分钟。

1975年登顶合照

觇标第一次在峰顶竖立,分布在珠峰左右两肩之上的10个观测点,坚守了9昼夜的测绘兵早已架好仪器,调节归准。

“目标出现,注意——交会!”

18时30分,口令传来,10部经纬仪同时瞄向珠峰,测绘队员们小心翼翼地旋动仪器,争分夺秒地对觇标观测、记簿……

一个测回、两个测回……,连续3天,队员们进行了4个不同时段、16个测回的水准、导线、天文、气象、重力、三角等测量,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珍贵的珠峰测量数据。

1975年7月23日,中国政府授权新华社向全球宣布:我国测绘工作者精确测得世界最高峰——珠穆朗玛峰的海拔高程为8848.13米。

1975年,测绘人员合照

夏伯渝在医院里密切关注着队友们的情况。多年之后说起来,夏伯渝老人眼眶仍有些发红,“不后悔,但是有点心疼,我应该也是登顶的一员的。”

对于集体来说,1975年攀登珠峰,是付出极大代价之后取得了最终胜利。

对于个人来说,这次冲顶珠峰,让夏伯渝失去了双腿,而父亲也是在这个时间段去世。至此,珠峰成为了夏伯渝心里的一道“坎”。

商业登山解放了攀登者的外在束缚 登山变得越来越内化

时代流转,国力增强,经济和科研水平进步,攀登珠峰的方式和条件在演变,攀登者的内心世界也大大不同了。

2001年国内出现了探险公司,类似于六七十年代那种金字塔式的攀登方式——即庞大人口组成登山队,最终只有几人突击队冲顶的模式——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,给了个人攀登者更多的机会和可能。

“那时候基本上完全靠咱们自己”,夏伯渝说,“修路、建营、了解山峰情况”。

进入21世纪以来,攀登者要做的事情,越来越个人化,“只要锻炼身体,凑够足够的资金就可以。”

科学技术和物质条件的改善显而易见。

那时候,“我们20个人突击顶峰,只有几瓶氧气,现在一个人就有四瓶氧气可以使用。”夏伯渝说。

气象预报更是帮了大忙。1975年攀登珠峰时,“有四个地方给我们提供天气预报,中央气象台、拉萨气象台、成都气象台,我们自己还带着一个气象小组,经常就是,(预报出)四种情况,你不知道听谁好。所以我们突击顶峰突击了好几次,都被大风吹下来。”而现在,“现在的天气可以精确到,几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之内都可以。”

准确的天气预报对于登山队来说至关重要

2003年,为庆祝登顶珠峰50周年,连同中国在内,有28个国家攀登珠峰,从不列颠到亚马逊,从阿尔卑斯到比利牛斯,英国、美国、新西兰、意大利、日本、瑞士、西班牙、俄罗斯、罗马尼亚等国都派出了登山队。

中国业余登山队第一组3名队员在攀登队长尼玛次仁的率领下,成功登顶珠峰。中央电视台对此次攀登进行了连续11天的全程直播,电视清晰地传送来队员高举五星红旗站在了世界第三极的画面。

在全国人民战非典的关头,登顶起到了振奋人心的作用,CCTV也创下了人类电视直播史上第一次全程直播珠峰登山的记录。

著名企业家王石是那次登顶珠峰年龄最大的人。

在距离顶峰还有几十米的地方,王石发现氧气瓶空了,大本营立即下令“撤退”。但看着白雪皑皑的峰顶,王石固执地向前,幸运的是,王石在路上捡到了被人遗弃的氧气瓶,里面尚有可用之气。

登顶之后,王石在顶峰呆了12分钟,那天下着雪,能见度很低,什么也没看清。

“说实话,当时几乎没有任何感觉。”

王石(资料图,右)

下撤途中,明明是阴天,王石却感觉背后阳光照着暖洋洋的,浑身发热,理智告诉他不能停下,停下就完了。回到大本营之后,医生告诉他那是濒临死亡的迹象。

王石说:“进山之后,高山缺氧,人适应这种状态是很痛苦的过程。回到平地,再逐渐适应富氧情况,也需要半个月时间。调整过后,整个人都变得神清气爽。直到有一天,觉得浑身都不畅顺了,我就知道又该去登山了。”

山依然在那里,没有大的改变。但高峰对于攀登者而言,已经不再承载国家荣辱的沉重使命,也不是一抒饱览风光的豪迈。攀登者攀爬的,更多是内心的高度。

“登不登顶不重要,重要的是活着回来”

“世界第一高峰”是极大的诱惑。

“一个登山的,别人问你登过什么,说半天别人一个都不知道,但是你说,我登过珠穆朗玛峰,人家一下就知道了。”国家登山队队员孙斌曾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。

随着商业攀登的蓬勃发展,登珠峰的门槛越来越低,实现攀登梦想的人群越来越壮大,由富豪群体逐渐向一般中产扩展。但同时,垃圾、尸体、名利欲望,也在世界屋脊上越垒越高。

参与夏伯渝纪录片拍摄的雪峰,自己也成为了珠峰的攀登者,他是新近实现世界屋脊攀登梦想的人之一。今年5月20日,他成功登顶珠峰。

对雪峰来说,攀登珠峰的梦想走了三步。

第一次来珠峰是2016年,为了拍摄真人秀节目。5位18岁的孩子们在珠峰北坳进行了他们的成人礼,雪峰在海拔5900米的大本营住了两周,每天看着珠峰的日出日落,不敢想象着自己站在珠峰顶端的样子。

再来珠峰,是因为参与拍摄夏伯渝的纪录片,那是在2017年。亲眼见证夏伯渝登顶对于雪峰有很大的触动,“夏老都可以登顶,我为什么不行?”

登珠峰的梦想开始在心里萌芽。

2019年,从尼泊尔侧攀登珠峰的报价是30万元起,从中国侧登顶的报价是46万起,其中并不包括自身装备,往返交通,保险等其他费用。

有登山者总结:“在珠峰走的每一步,都是钱。”

雪峰第三次来到珠峰,已经有了清晰的冲顶愿望。没有足够的钱,他就去找探险公司,希望可以通过帮助对方拍摄影片来抵消一部分费用。最终,自己赚的钱,少部分赞助,家里人的补贴,直到2019年2月份,雪峰才确定可以攀登。

虽然系统攀登准备只有一个多月,但因为在大学的时候就接触到了攀岩,毕业后在一家户外影像公司工作,有过不少经验,雪峰最终实现了登顶愿望。

雪峰

“没有开心,没有感动,我只是在发呆,唯一清晰的感觉就是寒冷。”

想象过无数次登顶的情景,唯独没有想过现在的结局。

在稀薄的空气中,带上来的4台相机一个接一个坏掉。登顶的认证照都是借助团队的相机拍的。顶峰的风景很壮阔,但是风很大,只呆了5分钟左右,随行的夏尔巴就催促雪峰下撤。

拍不到绝顶风光的遗憾再大,也抵不过生死存亡的理性。登珠峰的过程,就是鲜活的个体体验碰触死亡边缘的感受过程。

5月18日,从C3上到C4的路上,走到洛子营地下面,雪峰看到一个人脱离路线把自己拴在保护点上“睡觉”。

后面上来的同行人说:“看到那个死人了吗?”

雪峰这才在惊讶中回望。

在极地,这样的景象好似平常,你看不出那是骇人的尸体,只能通过露出的高山靴、手套,以及“那个人的肚子都露在外面”来综合判断,那是生命已经离去空余的躯体。

在珠峰面前,雪峰再次感受到了自己的渺小。他给自己做心理建设:“登不登顶不重要,重要的是活着回来。”

2019年,珠峰春季攀登死亡人数为11人,在珠峰攀登史上排名第四,仅次于1996年山难、2014年雪崩、2015年大地震。今年的大拥堵也让公众进一步了解了珠峰攀登的现状。

虽然登顶时间早,但在下撤的途中,雪峰一队还是遇到了拥堵。

拥堵的珠峰

1000人排队通过一条路绳,在珠峰C4以上,缺氧,大风,低温,但人心是暖的。不能等待所有人上来再选择下撤,脱离绳子没有保护过人不可避免,但是每一个交错的人都会主动拉他一把,抓着他的手又或者安全带,防止滑坠。

雪峰说:“感觉心里暖暖的,我觉得这就是登山精神所在,没有人在意你是谁,大家都是平等的,遇到困难都会伸出援手。”

经历了极限体验的雪峰说,登山的意义并不在于征服,而在于感受生命的纯粹。

结语:

14%的死亡率,攀登珠峰虽然不再是天方夜谭的人间奇迹,但依然是风险极高的生命挑战。几乎每一个长期登山的人都近距离地感受过死亡,但是他们大多没有停下脚步。山,总是会有一种令人神往的吸引力。

珠穆朗玛峰是一座山,但又不仅是一座山。

它教会人们,探索历史,探索世界,探索生命,探索自我。

参考文献:

《珠峰北坡·极地使命》

《大道自然:我与万科(2000-1013)》